《音乐家》出品人:首日排片不足2%,观众和院线可能误会了《音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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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小机灵  编辑|朴芳


进入5月中旬,《复联4》的威势散去,内地影市渐趋平稳。近期并没有大体量的影片上映,一众中小成本影片谁能杀出重围,质量成为关键。

 

在这当中,有一部影片颇为特殊。该片前后拍摄历时五年,地域跨越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三国,先后将近两万人参与制作,中哈两国元首在会晤时曾多次提及,并被北京国际电影节选为开幕影片。

 

这就是将于5月17日上映的电影《音乐家》。


《音乐家》终极预告


电影讲述了音乐家冼星海于二战期间辗转来到阿拉木图,在残酷环境下得到哈萨克斯坦音乐家救助的故事,由西尔扎提·亚合甫执导,胡军、袁泉、别里克·艾特占诺夫、阿鲁赞·加佐别可娃等中哈两国实力派演员主演。

 

但就是这样一部规模宏大的片子,首映当日却只有不到2%的排片,犀牛娱乐观察到,在这一天上映的新片中,《音乐家》的排片占比位列倒数,等到第二天更是下降到了0.4%,几近绝迹。

 

犀牛君采访了几位院线经理,他们反馈影片的主题比较“主旋律”,再加上观众对于冼星海可能并不感兴趣,所以在排片时将《音乐家》放在末位,着重安排的还是几部好莱坞影片。

 

面对这样的窘境,《音乐家》总策划和出品人、闪亮影业董事长沈健很焦虑,也很心酸,因为在他心中,《音乐家》承载的意义不仅是中国电影市场多元化的一次尝试,更是一群电影人的追梦结晶,而且这并非一部主旋律”电影,为何会被院线方打上这样的标签?


《音乐家》总策划和出品人、闪亮影业董事长沈健


在影片上映前夕,沈健对犀牛娱乐聊起了这部电影的创作故事,在讲述的过程中,沈健数度落泪,初始我们诧异于一位历经风雨的中年企业家为何会如此感性,说哭就哭?但慢慢我们发现,沈健对《音乐家》确实有着非常不一样的情感。



从舢板到大船:

《音乐家》的立项之路


创作《音乐家》的念头,是沈健6年前萌生的。

 

一直以来沈健并没有把自己定义为电影商人,他认为自己和闪亮影业的团队更像是一群普通的电影爱好者。2000年沈健筹划创办《世界电影之旅》栏目,两年后该栏目在中国中央电视台开播,栏目18年来已走过90多个国家。

 

“电影是多元文化的载体,希望通过对全球电影业的考察、寻找与探索,把那些真正对于人类文明有重要价值的影片和电影人,介绍给中国的业界和观众。”这是沈健对于电影艺术的思考,而作为中国电影崛起的见证者之一,他认为自己也要尽上一份力。

 

在做了20年中国电影的“吹鼓手”和“拉拉队”之后,沈健决定发起拍摄一部真正具有意义的影片,来作为电影生涯的一个小结。恰逢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与印度、俄罗斯、泰国、越南等国家的电影合作获得了快速发展,交流也日趋紧密。

 

2013年,沈健在“一带一路”论坛演讲中听到了一个故事: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中国著名音乐家冼星海辗转来到阿拉木图,音乐家拜卡达莫夫为他提供了温暖的家。这个故事引起了沈健的好奇:

 

如此曲折感人的经历,为何中国观众知道的并不多?而1939年冼星海在创作了《黄河大合唱》之后,正是如日中天之时,怎么会沦落他乡?这中间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说起来,沈健对冼星海和《黄河大合唱》是有着特殊情结的:小时候广播总会定期播放《黄河大合唱》,他总会在放学后急急地跑回家,只为及时听到这振奋人心的音乐,时至今日即使人到中年再听到也会感动不已。

 

于是沈健开始深入了解冼星海这段故事的来龙去脉,在查阅了大量资料、拜访了相关专业人士之后,当年那段“寻找冼星海”的往事被缓缓揭开。同时,他也得知拜卡达莫夫的亲人还健在——曾在童年时见过冼星海本人的卡利娅。

 

经过哈萨克斯坦国家电影集团的引见,沈健前往哈萨克斯坦见到了卡利娅,虽然年事已高,但讲到当年冼星海在自己家中避难的故事,老人仍是热泪盈眶,冼星海对于从小失去父亲的她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父爱的空白,而这一段也是后来《音乐家》中重要的情节。



冼星海离家时,女儿才只有8个月大,沈健也借此机会亲自拜访了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经过前后与这两位80岁的老人深入交流,沈健愈加被这段传奇且感人的故事所打动,一开始的好奇心,也慢慢转化成了想把这个故事搬上银幕的决心。

 

当沈健把这个想法告诉团队和身边的朋友时,遭遇到了几乎一边倒的质疑:“拍这种类型的电影太冒险,有几个观众会对冼星海感兴趣?”但沈健毅然决然地回应:“你们不做我自己来做。”


沈健将电影的相关材料上交给有关部门领导,冼星海的故事也感动了他们,其中一位的鼓励令沈健印象深刻:“你就放心大胆地做,要努力为历史留下一部经典。”这让沈健更加意识到了这部电影所承担的使命意义。

 

在这样的嘱托下,沈健开始寻找影片的投资方,之前曾经与沈健合作过《功夫瑜伽》的几位投资人被沈健的真诚所打动,决定冒着风险为影片投资,而广电总局、北京市委宣传部也为影片的拍摄提供了大量支持。

 

沈健现在回忆起来,仍不禁感慨:“就像一开始我自己坐在一个舢板之上,但为这个舢板助力的人越来越多,逐渐就搭成了一艘大船,有信心抵挡所有的风浪。”


中哈联手打造:

三地、五年、两万人的艰辛拍摄幕后


电影立项之后,对《音乐家》寄予厚望的不仅是沈健和他的团队,还有哈萨克斯坦的电影人们。

 

作为一部合拍片,哈萨克斯坦方派出的导演、主演在当地都是首屈一指的影人,他们的介入使得《音乐家》在哈萨克斯坦当地也保持了极高的话题度,有的甚至宁愿不署名,也要参与到电影的拍摄当中来,因为对他们而言,能够讲述冼星海的故事本身就是一种荣耀。


拍摄现场,也成为哈萨克斯坦许多电影人,特别是非剧组成员的学习课堂。沈健回忆,中哈两国电影制作水平差距较大,中方剧组约有70人在哈萨克斯坦进行实地拍摄,吸引许多非剧组电影人来到现场观摩。

 

而合作方的严谨、敬业也让沈健难忘。哈萨克斯坦文化体育部每月与剧组会面,讨论拍摄细节。沈健曾多次前往拍摄现场,对剧组中服装、道具的超高还原度印象深刻。


因为影片中的场景涉及了中国、哈萨克斯坦、俄国三个国家,所以摄制组在拍摄过程中一直辗转于三地,前前后后一共历时将近5年,先后将近两万人参与了电影的制作。

 

电影中有一场在火车站的战争戏,由于当地的实景不符合要求,剧组遂转战圣彼得堡拍摄,这大大增加了拍摄成本,但为了更好地还原出历史感,《音乐家》团队仍坚持克服困难,完成了这场在电影中甚为壮观惨烈的轰炸场景。

 

杀青前最后一场戏是大雪景,恰好阿拉木图是暖冬,到了最后一天如果再不下雪就只能用成吨的盐来代替。令人惊异的是,本来天气预报中说当天并没有雪,但到了凌晨三点多天降大雪,这让剧组的工作人员们更加相信是有冼星海的力量在冥冥中保佑电影顺利完成。


胡军与袁泉两位中方实力派演员的加盟,也为电影增色不少,尤其是饰演冼星海的胡军,颠覆了大家印象中的大侠形象,出身音乐世家的他,为了出演这一角色坚持瘦身,减重多达十七八斤。由于俄语零基础,只能在台本上标上拼音、汉字死记硬背,在背后付出了很多。

 

讲到工作人员们的付出,沈健的眼角又湿润了,他哽咽着说:“每当想起他们的辛劳与付出,我就更希望电影能够得到最好的呈现,因为只有这样才对得起他们,对得起所有支持这部电影的人。”


市场窘境:首日排片不足2%

《音乐家》真的是”主旋律”电影吗?


可惜情况并不乐观。

 

尽管影片已经在点映场及路演活动中收获不少好评,但在它即将上映之际,却真真实实地面临着排片极少的艰难境地。“不久前,我看到《复仇者联盟4》排片近90%,我非常羡慕,尤其是看到每场都有观众向钢铁侠致敬,我都感到非常辛酸,我们民族是有自己的英雄的。”

 

沈健提到,在波兰,所有人都知道肖邦,但在中国,未必每个人都知道冼星海的存在,所以他非常希望我们的银幕上能有中国英雄的传说,能有民族精神的传承。


但《音乐家》被院线方划归到好莱坞大片、国产大片、喜剧大片、甚至国产文艺片之后,被列为第五类片子,统称为“主旋律”影片,目前院线方给的排片量不足2%,与《复联4》排片相比相差实在悬殊。

 

对于很多院线经理和观众把《音乐家》当成是“主旋律”题材电影,沈健感觉到有些诧异,在他看来团队的创作初衷只是想做一部真诚的传记电影,并没有刻意地往主旋律”上靠,而成片当中也并没有太多主旋律”色彩的内容,这样的定位无疑是一种误导。

 

前几天全国的路演当中,很多年轻观众也表现出了对《音乐家》的喜爱。比如武汉传媒大学的放映会上,沈健丝毫没有感觉到学生们拒绝这部电影,他们自告奋勇地接受映后采访,并通过打分、发微博朋友圈的方式为影片积极打call。


沈健认为电影最可贵的特质之一就是它的多样性,但这种多样性在当下的中国市场并没有得到有机的展现。好莱坞电影固然有优势,但富含中国情感的文艺片同样应该得到关注。“如果我们都不支持自己的电影,那又怎样让它更好地走向世界呢?”沈健感叹道。

 

其实,好莱坞影片的压倒性排片一直备受争议,前不久针对《复联4》的高排片,就有网友呼吁行业应该出台相应的限额规定,认为如果一味市场化,一些同档期的好电影会被埋没。

 

著名演员王景春也发文感叹:“必须100%排片啊!跪都跪还要什么脸呢?”这条微博迅速登上热搜,王景春随后也解释说:“我今天的确有点酸,但酸的不是漫威电影和观众,而是环境本身,希望不同类型的影片有各自的空间。”语气中透露着无奈。

 

王景春的解释也说出了沈健的心声,在倡导了20年国际间电影文化多元交流之后,自己却遇到了多元化难以实现的问题,其中的种种辛酸,可能也只有沈健心里最清楚了。

 

沈健最后告诉我们,即使电影最终票房不理想,他也不会后悔做出拍摄《音乐家》的决定。毕竟,那是他的一个梦,而中国电影,还需要很多像他这样坚持“做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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