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进南院

1月以前
林立文



“南院”是我们对协和医院南宿舍区的简称,她与协和医院本部一起建于1921年,位于医院东南侧的东单北极阁三条内,是一处典型的闹中取静的世外桃源;她还有一个姐妹院,地处医院的东北侧的东单米市大街外交部街内,我们称之为“北院”;她俩如少女头上的双髻,与庄重的协和医院形成犄角之势,为医院平添了些许妩媚之色,成为京城一景。


1960年底,在南京军区总医院工作的父亲奉调入京,任协和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母亲和我们兄妹四人于1961年8月(暑假期间)北上与父亲团聚;此时我11岁、弟弟立军9岁、大妹立华7岁、小妹5岁;我们生于南京,长于南京,是典型南方人,这次随父赴京,使我们彻底转变为北方佬。这是58年前的事了,记忆如同敦煌石窟中的千年壁画,笔调鲜艳清晰者尚可辨识,斑驳脱落者便模糊一片,但有几件事至今依稀记得:在南京车站简陋的月台上,来送行的老保姆黄桂先(她一手带大了我们兄妹四人,我们都唤她干妈,南院的许多孩子也都认识她)紧搂着弟弟,一个劲儿地流泪,登车的哨声响了,我们四个孩子搂紧她,哭成一团,那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见一斑,今天的孩子与家中的阿姨难有这样的情感了。



1974年摄于南京,前排右起干爸叶君鹏、养女小菊、干妈黄桂先,后排右起大妹立华、笔者、弟弟立军、小妹立平。


那时人们过长江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更别说火车了,在下关浦口,我记得火车过长江时,是先把车厢拆散成一节一节的,然后由火车头在一节一节地顶到带铁轨的渡轮上,过江后再一节一节地拼接起来,耗时2、3小时以上。渡轮驶至江心时,我们隔着车窗能清楚地看到排成队列的江豚(当地人称为“江猪”)跃涌着从船舷边追逐游过,这一景象已经绝迹整整五十年了,一是因为环境污染和人为捕捉,江豚已近绝灭;二是1968年9月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实行了35年的火车轮渡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人们无法在江心近距离地观看江豚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因为我们兄妹是第一次坐火车,新鲜无比,在软卧车厢的过道里疯跑,屡屡被列车员“押送”回包厢的尴尬情形;要说记得最清楚的莫属火车提供的饭菜了,时值三年自然灾害,百姓们吃糠咽菜,而在首长们乘坐的软卧包厢里却提供各式荤腥炒菜,一种用桦木做成的长方形的饭盒里面装盛的盖浇饭给我留下极佳印象,五十八年来再没尝过如斯美味!这些都是北上时的零星记忆,至于怎样到的北京,怎样下的火车,怎样到的协和医院都完全不记得了。


南京下关的火车轮渡始于1933年


南京长江大桥于1968年9月通车,从此天堑变通途。


我们到京后并没有马上入住南院,而是在协和医院的护士楼里暂住了些日子,据说是托运的粗重家什没有到(那时的货物运输时间之长是今人无法想象的),生活无法展开,只得寄居于被褥齐全,且有食堂的护校楼了,虽然时间不长,却给我留下了灰暗的印象。六十年代初,全国已经解放十年有余了,各类运动也经历了不少,但协和医院如黄山松柏,在石峰上顶风傲雪,初衷不改,顽强地保留着自己的部分规矩,比如护士楼的管理;说是护士楼,很多年轻未婚的住院医生也住在这里,老协和医院有着极其严格的医师培养制度,住院医生不准结婚,并必须24小时呆在医院里,以便随叫随到,护士楼就是他们的“家”;但是医院也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了完备的保障,薪水自不必说,下班后,他(她)们只需把鞋和衣服,包括工作服脱在“家”门外即可,第二天早上,一双擦的铮亮的皮鞋,和一摞浆洗干净,熨帖整齐的衣服就摆在了门外,因此那时协和医院的医生、护士个个衣冠楚楚,光鲜照人,一派职业范儿;为了保证他(她)们的休息,整个楼里安静的如坟场(我找不到更好的比喻了)一般,连楼外树上的麻雀都被驱撵走;厚重的窗帘永远是拉着的,不论昼夜;走廊的照明灯如鬼火一般,永远选用瓦数最小的那种,还要再刷上一层白色油漆。当时我们兄妹四人的平均年龄只有八岁,如猫鼬般,正是好奇多动的年纪,总是憋忍不住地跑到走廊里嬉戏,便一次又一次地被门房大爷逮住,押送回“家”,规矩就是规矩,“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管你是不是院长书记家的公子或小姐!严明的规矩,不苟地执行,确保了协和医院的高质量发展。但对我们“猫鼬兄妹”来说,护士楼无疑是一个牢笼,而且是一个编扎结实的牢笼,无缝可钻,好在我们在这个笼子里没呆多久,便释放去了南院。


协和医院护士楼。可此护士楼非彼护士楼,顶上一层是后加上去的,又是一个狗尾续貂式的“杰作”。



在本文写作即将结束时,收到方平发的照片,这是一张摄于1949年10月9日的,协和医院历届内科总住院医师的合影,左起:张孝骞、刘士豪、谢少文、吴朝仁、朱宪彝、邓家栋、马万森、朱贵清、张安、方圻(按任职年次前后排序,方圻教授是当时的住院总),后来他们都名声赫赫。以往我总觉得今天的医生在哪里和过去的医生不同,看了此照片,我明白了:不同之处在于“一丝不苟”之精神。


记得我们是在晚上搬进南院的,没有留意院子的景色。第二天清晨,睡梦中的我们被窗外的喧嚣吵醒,一群童声在合力地喊着:“23号的,23号的…”。这里我要简单的介绍一下南院:作为生活配套建筑,南院宿舍区是为当时在协和医院工作的高级医师(主要是外国人)建造的,本部同建于1921年,至今达98岁高龄!院区呈小h型,只是没有左边的下面的那条腿;东西走向,左边向上的部分和右边向下的部分我们称之为“小院”,各占地8亩左右;中间一横是主院,我们称之为“大院”,占地约10亩左右;11栋两层小楼环院而建,楼与楼间栽有松树、柳树、榆树、桑树等;前、中、后三院皆铺满草坪,并以冬青树环隔之,以免行人践踏;院门朝北,必须爬上一个斜度超过30°,长约20米的陡坡,小时我们总想骑自行车冲过此坡,但绝难成功;爬上斜坡,便正对着中院,眼界忽然开阔起来,一杆高高的路灯将人行步道分成左右,灯杆后面一左一右站立着两棵巨大的槐树,树龄无考,东侧槐树旁还伴立着一棵高高的榕树,8月正是花季,树冠上开满粉色的绒花,“远远望去宛如一片绯红的轻云”,给满眼绿色的南院带来些许妩媚。万分可惜的是,2018年我重回南院时,尚志告诉我:那三棵树都死了,一棵遭雷劈,其余两棵死因不详,现在的都是后栽的,闻之心中如失去亲人般的难受;在院子的东南角上,还建有一个网球场,面积不小,也有10亩多,中国人不善此运动,且把它和高尔夫、台球等看成是资产阶级运动,加以限制,所以园子荒废了,但四周高大的杨树和满院齐腰的荒草却成了我们的乐园,我们在这里用弹弓打树上的鸟、逮草中的蟋蟀、捉藏在墙缝里壁虎,其乐趣赛过“百草园”。


南院的大门


大门里的坡道,我们一直想征服的地方。


南院一共有四个这种路灯,我们称之为“灯柱子”,现在都已经不存在了。曾泓在27号楼阳台拍此照片,背景是16号楼。


院中后栽的两棵大树,榕树没有了。


由高墙和矮墙形成的甬道环绕着南院,高墙的外侧就是当年的网球场。


网球场上盖起的宿舍与南院的风格完全不搭。


再说一下南院的楼群,我没有去过美国,对美式建筑也没有研究,好在南院的老住户黄志恭大哥在网上发过一篇论文式的文章《对“南院”的回忆》,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南院的楼群,借花献佛,抄录于此:院中一共有11座建筑物,它们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独立的单层建筑,包括19、20、21、22号,它们位于院子的南侧,一字排开,坐南朝北(这4座小楼连同网球场一起,于1997(1998?)年拆除了,在此地基上建起了一栋丑陋无比的5层高的板式宿舍楼,这一狗尾续貂式的建筑完全破坏了南院的整体效果!——笔者)一种是独立的二层楼房,包括16号(坐西朝东)、23号(坐东朝西,它是院中占地最大的独立二层楼);再一种联排的二层楼房,包括14、15号(14号坐北朝南、15号坐西朝东)24和25号(坐东朝西)、26和27号(坐北朝南)。相邻的两个建筑物之间是一块空地,种着树。每座房屋都是用灰色砖石砌成(北院的砖石为赭红色),墙面平整如布。在夏天,房屋的外墙被绿色的爬山虎所覆盖,令人赏目并减少了热辐射(“文革”中造反派还曾疯狂地用刀砍断这些爬山虎,说是要拔除资本主义的根。——笔者)。它们的屋顶呈尖坡形,上面铺着青色的石板,它隔热且不留水。屋檐向外挑出约50厘米,它的外沿环绕着用紫铜皮制作的水槽,雨水或融化的雪水经紫铜皮的落水管流到地面。水槽和脊瓦都是紫铜皮做的,除了耐腐蚀外还起避雷针的作用。房屋的底层比院子地坪高约60厘米,底层之下是地窨子(即地下室)。地窨子朝院落方向开窗的上部高出地坪,有采光进入,它朝地道侧方向的开窗在地道的地坪之上,所以地窨子中的多数房间是明亮的。在地窨子中装有冬季取暖的锅炉。


14号楼,胡力中和桂京家。


15号楼,吴尚志家。


16号楼,王涤新家。


17号楼,王武和吴尚平家。


23号楼,方家三姐妹和我的家。


27号楼,曾泓家。


黄大哥的文章完整准确地描述了南院诸楼,这里我说一下楼群的编号,楼号是以逆时针排列的,从14至27号,那1至13号楼又在哪里呢?为搞清楚,我特地去了一趟北院,这是我第一次去北院,此前曾在网上看到过有人发表的北院照片,幢幢小楼洋气漂亮,暗想:上帝保佑,它比南院保护的好多了!亲临一游,大失所望,其破败程度远在南院之上,已经完全沦落成为一个大杂院了,院内竟有一个那种最原始的蹲坑式公共厕所!我真幼稚的可以,怎么连一种体制得一种病,覆巢之下无完卵这样简单道理都忘了呢?进院右手第一家是28号楼,据说是林巧稚旧居;向里走,绕过一个弯,看到一栋建于1966年的4层楼,门牌是7号楼,在它的北侧却是5号楼,据说是钱信忠旧居;再往里编号更加混乱,无规律可循,犯轴的我在院子里转了两圈,越理越乱,最后在院门左侧看到一个告示牌,列出所有楼的位置和门牌号,想是为快递小哥准备的,好家伙从1到40几号,能不乱吗?看来南院的楼门编号成了一桩悬案。最好的解释是西方人忌讳13这个数字,所以门牌号码从14开始,1 - 13 根本不存在!

据说这是钱信忠部长的旧居,前面大树下的建筑就是公共厕所。


这是钱信忠部长楼前的景象,私搭乱建,完全是一个垃圾场。


我家是23号,处于院子的正中央,座东朝西,我和弟弟睡西屋,所以窗外就是中院绿油油的草坪。我和弟弟凭窗向下望去,只见草坪上站着7、8个半大小子,大家齐齐地仰着头,像在看着蓝天上的飞鸟,原来吵醒我们的呼喊之声就是他们发出的。我看见其中一人手里抱着一个花色的塑料皮球,便回身捡起我们带来的真皮制作的标准足球,高举着向他们炫耀,大家雀跃着高喊:“下来嘿,下来!”我顺势把足球扔了下去,并和弟弟一起跑下了楼,融入了群体中。正当我们分好帮,准备大踢一场时,突闻一声大喝:“不许在草坪上踢球!”,只见门房老张高喊着冲了过来,规矩就是规矩,谁也不能破坏,我们立即做鸟兽散。可惜的是,“文革”中老张不知何因被处理,也无人知道他们全家去了何处?于是便草坪成了无主之地,沦为我们的天下,足球随便踢,骑马打仗随便玩,更有甚者,我们还在上面泼冰场,一块好好的草坪彻底毁在了我们的手里,今天它的上面铺满了水泥,彻底硬化了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今后悔了,可是晚了,像逝去的青春,一切去不回头!

原先的草坪已完全被地砖硬化


1964年全家于23号楼前的合影


2018年,五十四年后,我们兄妹重新聚集在23号楼前,左起:立军、立华、朱涵涛(立军爱人)、立平、吴学勤(笔者爱人)、笔者。


发小们,摄于1961年冬,左起:桂平、宋以信、据说身后未露面者是胡力中、吴尚友、陈新生、王武、吴尚志、吴尚群、胡力平、张真真,背景是27号楼曾泓家。这年夏天我们兄妹就加入了他(她)们的行列。(照片由吴尚友提供,据说拍摄者是吴伯伯)


1967年,左起:王武、吴尚志、吴尚友、桂京、桂平、林立军、王涤新、王俊新、笔者、张冀民、曾泓。背景是23号楼。


1968年,左起:胡力中、吴尚志、宋以信、桂平、林立军、曾泓、吴尚友、桂京。背景是14号楼。


南院规模不大,地处幽静,楼舍精致,住户不多,人品高贵,此后58年的人生中再没有见过此等雅致之地!“兰生幽谷”,受家风影响,发友们个个性格温和,多才多艺,虽淘而不出格,贪玩而不废学,我们兄妹很快就与他(她)们融为一体,亲密无间。至今记得,由于我们兄妹四人皆生于南京,所以都说一口地道的南京话,为此南院的发小们模仿和奚笑了我们很长时间,我们兄妹倒也不在意,和他(她)们混在一起,很快个个都成了“京片子”!9月1日开学了,除小妹立平不够学龄,我们兄妹三人被送去远在海淀镇的八一学校,这是一个寄宿制学校,每周六下午放学回家,周日下午返校,在家中只能呆一天,就是这短短的一天时间,除了吃饭睡觉,我们基本都是和发小们搅混一起,做着各种游戏,家庭作业嘛,完全扔在脑后。除了寒暑假,当时我们最期待的就是“五一”和“十一”这两个节日;1963年后,国家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经济逐渐好转,党中央决定恢复“五一”群众游行和“十一”阅兵的传统,全国放假,一致庆贺!而这两个日子又是北京最好的季节,或春日融融,花红柳绿,或秋风送爽,天高云淡,最是游戏的好时光!“五一”的清晨,我们被长安街高音喇叭播放的“咱们工人有力量”、“我们走在大路上”等歌曲唤醒,胡乱抹一把脸,草草吃两口饭,便和发小们去挤在已经戒严的北极阁三条胡同口,看着身着各色鲜艳服装的游戏队伍和装点新鲜的各类彩车向南走去,最终向西拐入长安街;晚上我们钻入正义路的戒严区,那里是礼花的发射点,近距离地观看解放军发射礼花,至今记得他们的发射口令:“麦浪滚滚”、“万紫千红”、“欣欣向荣”…“文革”后恢复这两个节日的礼花燃放时,看到黄色的向下绽放的礼花就想起了“麦浪滚滚”,看到带有紫色火焰的礼花时就想到了“万紫千红”,而看到向上绽放的礼花必是“欣欣向荣”了。“十一”是三天长假,庆祝也更加隆重,歌曲亦愈加嘹亮,“大海航行靠舵手”是我们的起床号,而在胡同口走过的是披挂齐整的解放军三军威武之师和各式战车,大有“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腰。”之古韵,很是刺激我们这些男孩的神经,连我们晚上玩的游戏也发生了变化——“官兵捉贼”!在礼花的衬映下,我们分成两拨,一拨是官,一拨是贼,官捉贼,捉净后互换,由于院子大,可躲藏的地方多,要把“贼”捉净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大家玩的汗流浃背。还有一件趣事就是在院子里等着捡拾降落伞,可不是伞兵跳的真降落伞,而是为了减缓礼花降落速度而专门设计的一种小型降落伞,但形状和材质与真伞无二,尼龙绸面料,大小给姑娘做条裙子绰绰有余。南院与天安门仅一站之隔,如果无风,降落伞落在院子里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偏是年年有风,且风量和风向年年不同,每当我们借着夜空的微光看到黑乎乎的降落伞如海中的水母从我们的头顶上飘过时,真是干着急。后来聪明的尚友说,他在天安门广场看到,有降落伞落下时,大家都高举双手试图接住,可突然从人群中伸出一根长长的竹竿,从空中就把降落伞挑走了。受此启发,来年我们人人准备了一根竹竿,偏偏人算不如天算,这年“十一”刮的是东北风,降落伞都向西单方向飘去了,我们又一次望伞兴叹。童年的趣事至今记忆犹新!


我在南院住了8年,和发友们相处了8年,共同游戏,共同成长!我们在一起没有发生过争吵和不悦,没有分帮分派相互隔离,更没有诉诸家长请求外援,而家长们也把我们视如己出,相亲相爱一家人。南院的浩劫始于1966年,国家的混乱,也打破了南院的宁静,使它陷于基本无人管理的状态,树木疯长,草坪斑秃,楼是人非,风光不再!1961年8月我初入南院时,她是一位梳妆整齐,靓丽得体的淑女;1968年11月我离开时,她虽遭受劫难,却还是一位风韵犹存的半老徐娘;2018年2月我再次回到南院时,她已面貌大变,举目环视,一切都变小了,一切都变旧了,一切都变乱了,衰老之速度超出预料!都说“人杰地灵”,不知是人杰地才灵呢?还是地灵人才杰呢?我只知道,这里曾经住过吴英凯、朱贵卿、曾宪九、方圻、胡铮、葛秦生、吴桓兴、吴执中、刘士豪、沈其震等医学界赫赫有名的大医生!儒士之风,文人之气弥漫着南院,地才显得愈加灵秀!好山出好水,好水孕好人,好人生好子,好子交好友,好友得好后,好后传前秋!这是多么美好的天地人世轮回啊!我希望南院成为一只浴火的凤凰,在涅槃后获得永生!


我爱南院,因为母亲还在,发小还在,思念还在,希望还在!祝福她美丽长生,我们的南院!我们的家!

2018年5月6日,部分发友重聚南院,背景是15号楼,
中间是96岁高龄的吴伯母,她是南院兴衰的见证者,
也是我们共同的母亲!


篇后的话 


说到母亲,这里再多说几句,南院的妈妈们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她们既是现代女性,个个有文化,有修养,有作为;她们又兼备古时女性的美德,个个贤淑端庄,性情温婉,教子有方;南院的美丽来自她们,南院的恬静来自她们,南院的温馨来自她们,她们使南院的子女们度过了幸福的童年,上天感念她们的优秀和辛劳,把长寿赋予了她们:大妹小妹的妈妈104岁、曾泓的妈妈101岁、桂京桂平的妈妈99岁、尚志和胡义的妈妈97岁、我的妈妈91岁,这是我们这拨50后人的妈妈,比我们大的40后的母亲们的情况我不知道,如今她们都老了,该我们反哺尽孝了!所以我和尚志讨论,从这次聚会起,把以后每年的“五月之约”都定在母亲节这一天!相信大家都同意。

林立文

2019年5月4日

于崇文门母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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